□ 本報記者 楊頻萍 顧星欣

從事大豆遺傳育種研究工作六十余載，南京農業大學教授、中國工程院院士蓋鈞鎰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小小的大豆，他是中國唯一的“大豆院士”。在第九屆全國道德模范評選表彰活動中，蓋鈞鎰入選全國敬業奉獻模范候選人。

1953年，蓋鈞鎰進入南京農學院學習，畢業后他本想投身祖國北大荒，但因成績優異被學校留下任教，成為大豆遺傳育種學家、生物統計學家馬育華的助手。當時大豆研究人員短缺，從未接觸過大豆育種的他，一種便是一輩子。“做一行愛一行，從來沒有想過去研究別的作物。”蓋鈞鎰說。

上世紀80年代，蓋鈞鎰遠渡重洋，成為南農第一批赴美留學生。他用兩年半時間走遍美國大豆產區12個州，感覺到了差距。大豆雖原產自中國，但美國通過種質研究、雜交選育將大豆的單產大幅提高至中國本土單產的兩到三倍。

“只有掌握種質資源譜系，才能培育出更優良的品種。”訪學經歷讓蓋鈞鎰深刻認識到，野生大豆是中國寶貴的財富，其中蘊藏的豐富的大豆遺傳資源亟待保護和研究。帶著義不容辭的責任，蓋鈞鎰毅然回國，下定決心收集全國大豆地方品種，尋找優異種質資源。他放棄在上海工作與家人團聚的機會，開始了長達32年的兩地分居。

回國之后，蓋鈞鎰跑遍大豆生長的主要產區，搜集原產中國的大豆種質資源。“這些大豆都是在他的帶領下，到科研單位、到市場、到農民家里去找來的。”談起老師，蓋鈞鎰教出的第一批學生邱家訓感慨萬分。他們挨個單位要，一村村地找，挨家挨戶地問，從一顆兩顆到成千上萬顆，將這些珍貴的種子珍藏起來。

當年還沒有用于保存的冷藏設備，蓋鈞鎰和學生們就買來可以密封的醬菜瓶，里面放上干燥劑，將搜集來的兩萬多份大豆種質資源存放在數以萬計的瓶瓶罐罐之中，通過不懈努力，蓋鈞鎰的研究團隊建成世界第三大大豆種質綜合性狀數據庫，其規模僅次于中國國家種質庫和美國農業部的大豆種質資源庫，為中國第二、世界第三。

種質資源收集只是第一步，為打贏這場種業翻身仗，蓋鈞鎰牽頭創建國家大豆改良中心，在東北、黃淮海和南方3個大豆產區建立育種研發基地，先后培育出60余個大豆新品種。2022年，蓋鈞鎰團隊培育出的新品種“南農47”經測定畝產達到306.5公斤，越來越多以“南農”命名的豆種不斷刷新紀錄，突破國家大豆高產攻關目標。

大豆畝產一步步提升，可蓋鈞鎰還是常常感到壓力。“缺口還是太大了！”蓋鈞鎰知道，大豆蛋白質含量高，是飼料的重要原料之一，依賴進口就相當于把飯碗交到別人手里。

蓋鈞鎰心里有一組數據：2021年我國進口大豆8989萬噸，而我國的大豆產量約1640萬噸，自給率僅有15%。土地有限、畝產有限，如何填補這個巨大缺口，解決“卡脖子”問題？

“美洲緯度較低的熱帶、亞熱帶地區能種大豆，亞洲的低緯度地區為何不能種大豆？”深思熟慮后，蓋鈞鎰提出“大豆南下”計劃，團隊帶著1356份適合南方地區種植的大豆種質資源來到海南三亞，在三亞崖州壩頭基地對世界大豆種質資源進行適應性鑒定和遴選，發掘到畝產超過500斤的品種，遠超國內平均畝產270斤的水平。同時，他還努力推動推廣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模式，我國大豆自給率穩步提升。

“要想大豆發展得好，人才是關鍵。”蓋鈞鎰從未離開課堂，他鼓勵學生“學而知不足，思而得遠慮；勤奮以求進，執著以探新”。60余年來，他累計培養博士后、博士和碩士等高級人才200余名。如今，蓋鈞鎰的很多學生都已到了退休之年，而他還奮戰在科研一線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奔走在全國各地有大豆的地方。“他不僅看地里的新品種，還關心配套耕作方式和地域性病蟲草害，跟大家在一起總是聊大豆的事兒。”博士生藕冉說，他是同學們眼中的“工作狂”。蓋鈞鎰的學生、國家大豆改良中心辦公室主任孫磊說，“在這個年齡還在發光發熱，為什么還要堅持呢？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他始終葆有著一份為國奮斗的情懷。”

雖已經89歲高齡，但是蓋鈞鎰的腳步沒有停歇，“我現在年紀大了，要靠我們培養的下一代、下下代，堅持把我們中國的大豆產業科學技術趕上去，真正為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作一點貢獻。”